《有种》海报

有种。一个充满荷尔蒙气息的动词。导演张元用这个词来为自己的新片命名，可谓用心良苦。1993年，张元跟崔健、臧天朔、窦唯等一众玩摇滚的朋友拍了一部属于60后文艺青年的青春片《北京杂种》。二十年后，张元再来拍青春片时，“自己的青春早就过去，《有种》这个名字就是向今天的年轻人致意，也算是《北京杂种》的某种延续”。

可是，面对张元的“致意”，80、90后的年轻人们似乎不那么领情。《有种》之前的点映场交流时，有人说张元不再摇滚了，有人质疑《有种》是否玩票之作，有人不理解电影中传达的宽容，“三宝(《有种》男主角，段博文饰)怎么会接受自己的女友生下别人的孩子？”还有网友调侃到，原来“有种”就是“三宝无缘无故得了个孩子”。

而在“史上最混乱的光棍节档期”里，《有种》并未延续今年青春片强势领跑的竞技状态，南都记者从《有种》发行人高军那里了解到，截至11月11日，《有种》的票房“大概就是百十来万”，“今天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同期上映的《雷神2》和《金蝉脱壳》。

11月4日，《有种》首映发布会期间，南都记者专访张元。“有种的年轻人是怎样的？”“他们就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在北京这个城市能坚持活下来，就很有种。”

A 票房“有种”吗？

发行方：“手机同步上映影响票房”

11月11日，光棍节当日，《有种》已经在大银幕上乱斗了三天。南都记者连线《有种》的发行人高军，了解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谈起票房，高军有些担忧。“有《雷神2》和《金蝉脱壳》在，其他国产片基本都成了炮灰。”虽然还未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高军对《有种》票房的大概估计是“百十来万人民币”。据他透露，本片的投资方这次尝试了手机同步上映的策略，也就是说，11月8日首映当天，除了电影院，观众还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有种》。而通常的发行策略是，“电影在院线上映后，至少两个月之后才能在其他渠道中发行”。高军表示，《有种》这种特殊的发行方式，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票房。

虽然免不了做光棍节档期的“炮灰”，不过，高军表示，因为《有种》的制作和宣发费用都比较低，若论亏损率，《有种》可能会比其他更大投资的同档期国产片要低一些。

B 角色“有种”吗？

“不靠谱”=“有种”？张元不懂这个时代？

电影《有种》的故事原型来自2010年张元的同名艺术项目。三年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邀请张元做艺术展，他便以“有种”为题，召集全北京的“不靠谱青年”讲述自己的“有种”生活。张元对“不靠谱”的定义是：“不在体制内，不过朝九晚五的生活，至今觉得自己做过一些‘有种’的事”。

汪峰的前女友葛荟婕来了，出唱片创立“时尚禅”的和尚释道心来了，一直把整容当做“行为艺术”的覃钰柯来了……张元从这三百多个“不靠谱青年”中选择了10位最“有种”的人，做了他这个摄影展的主角。许多观众看过《有种》，都对“不停地整容来让自己变得完美，在会所男扮女装做‘艺伎’”的“小诗”印象颇深。“小诗就是覃钰柯，电影里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就是覃钰柯曾经在访问里说过的，‘我这三十年里，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也没被别人爱过’。”

李昕芸扮演的底层乐队女主唱“柚子”，也是现在许多新一代摇滚青年的缩影。“我和崔健他们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北京也只有十几支乐队。现在的北京，有上万支乐队”。其中，南无乐队和庙乐队参加张元的“有种”摄影展。“他们都经历过背叛和乐队的分分合合”，李昕芸在演这部戏时，真的跟几位演员组了一支乐队，她在《有种》中唱的歌，都是这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乐队的创作。“为什么没接着把这支乐队做下去？”“现在做音乐太难了，好多唱片公司就觉得做凤凰传奇（微博）那样的可以火。”李昕芸很无奈也很无语。

张元坦言，三年前，他做“有种”摄影展之前，以为过了二十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幸福，“物质上丰富不少，又生在互联网时代，环境会对他们宽容一些。”然而，当他见过这三百多个“不靠谱青年”之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痛苦，更加艰难，生存压力更大”。可是，脱胎于真实的电影《有种》，越到后来越温和。“我希望这部电影是送给年轻人的礼物，最后还是要温情一些。”张元如此解释。

有的观众却不买账。一位豆瓣上的网友写道：“张元不懂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早就不是创作《北京杂种》、《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东宫西宫》等作品时的张元，时代也不是那个崔健窦唯何勇的时代。当一个导演双脚离开地面，还妄图掩盖气喘吁吁中年大叔的逼仄之气用伪装的年轻人的视角去还原一个青春躁动的故事于是就变得无关痛痒。”

C 导演“有种”吗？

“讨论‘边缘’这词挺让人痛心的”

南方都市报：我觉得从您的处女作《妈妈》到《北京杂种》，再到《有种》。您好像一直特别关注主流之外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年轻人？

张元：现在讨论“边缘”这个词，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挺让人痛心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宽容”。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方式，今天这些年轻人他们是边缘吗？这个城市里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我在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可能有八百万人，到了今天可能三千多万人了，这些人里有几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我觉得今天再用“北漂”这个概念，已经有点过时了。

南方都市报：二十年前，你拍《北京杂种》，讲的是你那一代的青春，那是怎样的时代呢？

张元：我们拍《北京杂种》的时代，就是个随心所欲的时代。那时，我拍完今天的戏，还不知道明天该拍什么故事。唐大年就拿了几页纸梗概过来找我拍电影，《北京杂种》就是用崔健的歌来结构的。这部电影是一半纪录一半虚构的，某种程度上我纪录了崔健、窦唯他们当年的真实生活，他们喝酒、在路边撒尿……《北京杂种》拍摄到了这些人年轻时的味道。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在说，《有种》传达的理念是“宽容”。这二十年时间，你觉得中国社会变得宽容了吗？

张元：我觉得今天的社会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宽容了。我拍《北京杂种》的时候，摇滚乐队还经常不能公开演出。二十年过去了，大家才知道摇滚乐就是流行音乐的一种，某种程度上它使流行音乐变得更丰富，这一关过去了。

我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当时找演同性恋的演员都很难。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微博上，在新闻上，在平时的聊天中，大家都大谈“基情”。这关又走过去了。

最早，我在拍《妈妈》的时候，电影局还认为独立制作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当时只有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独立电影被看成是很可怕的存在。但是，到了2000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认为光靠电影制片厂拍电影是不行的，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都可以申请电影指标，这一关也都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