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体制机制的改革此前一直为社会关注。昨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早前，中纪委常委会也召开会议，强调研究制定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意见，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这一改革的思路异常清晰，就是理顺纪检领导关系，清楚划分职权，打破制约纪检机构行使权力的障碍。

　　纪律检查工作实行双重领导体制，这是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之规定，从1982年延续至今。但是，这一规定是原则性的，缺乏细化操作的程序、制度，现实纪检权力运行中，上级纪委与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关系有模糊地带，具体职权划分不清晰，影响了纪检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反腐下重锤，强化监督，理顺纪检职权与领导关系实属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有力很大程度上即指纪委。

　　理顺职权有助于纪检机构增强权威，但不能简单理解为“扩权”。权扩了，但功能没有真正实现，我们的一些改革调整中留下了这样的教训。纪委体制机制调整，从理顺职权关系的角度看，应被视为监督权力体系自身的规范化、科学化，本质上就是要体现“监督有力”。

　　现在有一种解读，认为纪委权力要更加强化。事实上，不少人理解的监督有力，被直接等同为震慑性，忽视了反腐背后的目的，即强化现代权力体系的整体建设。纪检机构是各级党政机关的纪律监督者，同样也是自我监督者，这决定了纪检机构的组织架构、职权划分有一定的复杂性。

　　当前国家治理中，与反腐的严肃性、复杂性、重要性相类似的问题不少，很多时候，出现了这类重大问题，被认为到了必须下重锤解决的时候，相应的会出现一种“集中权力办大事”的倾向。表现形式上，就是把问题治理涉及到的职能集合起来，相应的权力级别提升起来；思路上，就是权力配备的强度与问题的重要性划等号。简单说，一旦强调什么，就开始有针对性的权力设置，从而导致权力扩充。在国家机构的调整历程中，就出现过一些尾大不掉的“超级部门”，整顿调整非常不易，而这些机构曾经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强调权力设置的内在机制，重在机制建设，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是避免一权独大。就此而论，反腐目的是确保权力清正、廉洁，重在权力体系的科学配置，反腐监督权力的设置亦如是。纪检机构的职权划分，理清关系，正是为了建立一个科学的、稳定的权力运行体系，让权力配置和监督有力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