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广东15岁自闭症男孩雷文锋走失，同年10月，他被送进了广东韶关市新丰县的练溪托养中心。不到两个月后，雷文锋患病死亡，具体死因目前仍是疑问。

　　当地殡仪馆记录显示，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有20人之多，还有媒体报道该托养中心“近6年内死亡近百人”。

　　当地政府在通报中表示，“这个中心手续不够完善，不完全具备资质”，但“所有送到这个托养中心的人员，政府都会根据人头进行补贴”，而且调查发现“有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参与其中”。

　　△ 视频：广东韶关少年死于托养中心事件 当地政府正进行调查

　　雷文锋从走失到被“救助”到最后死亡，到底经历了什么？谁来为这种“救助”名义下的死亡负责？

　　央视评论

　　托养中心，为何成了鬼门关？

　　如果说一个自闭少年的死亡可能是意外，那么49天内20人死于托养中心，经营者、管理者已经难辞其咎。社会救助本应展现温暖与善意，却没想到结果如此冰冷残酷；托养中心本应安顿流浪的生命，最终却成了“鬼门关”。

　　部分托养中心已异化为谋财机器

　　人们曾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进步而欢呼。

　　2003年孙志刚事件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取而代之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让社会救助被规定为自愿而非强制，被认为是救助制度与人权保护的双重进步。

　　2003年3月17日晚，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2003年6月27日 ，广东省高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救治站护工）死刑；李海婴（被收容人员）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钟辽国（被收容人员）无期徒刑。其他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刑。

　　2015年8月，民政部、公安部下发《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分工，强调要建立流浪乞讨人员身份快速查询机制、寻亲服务机制和滞留人员身份查询长效机制，帮助其及时回归家庭。其中，还特别指出，要做好滞留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但制度的进步不能替代管理的进步。少年雷文锋之死，折射出部分托养中心不仅在漠视未成年人利益，更可能已演变为牟利的赚钱机器。涉事的练溪托养中心没有落实“分类托养”的原则，而是将成人和未成年人共管；餐饮、居住、卫生条件恶劣，设施设备显然无法满足滞留人员服务需求。从雷文锋已经瘦得父亲都认不出来看，该中心很可能一边拿着政府的人头补贴极力扩大规模，一边极力压低成本，最终异化为控制流浪者人身自由为自己谋财的机器。

　　民政部门是否要承担失察之责？

　　“托养中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无可厚非。官方救助站设施设备不足，转而向社会购买服务，从社会发展看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管理方式的进步与创新。通过让社会办慈善，也有利于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模式，发展出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大社会”。 

　　然而，“社会”的发育同样应在约束之中。从近年屡屡曝出的民间福利机构乱象看，无论是残疾人托管服务还是民间养老机构，外包与放权只是第一步，放管结合更为重要。社会救助的对象本来就是社会中的最弱者，对托养机构事前的资质审查、事中全程监管、事后的问责惩治一环也不能少，一旦“光照不到”，弱者的权益保护可能会沦为空谈。

　　监管不力，民政部门难辞其咎。托养中心4名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负有监管责任的民政部门是否也要承担失察之责？

　　“雷文锋”们如何不再走进“鬼门关”？

　　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昨天，是孙志刚被殴打致死14周年，若非少年雷文锋之死，这样一个日子已经没有多少人记起。

　　14年来，中国的文明程度早已递进，社会管理能力不断加强，但在公众目光的盲区里，救济过程中的人身限制多少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可能还在庇护托养中心的胡作非为；救助托养执法监督的缺失也在助长善意的掉价。

　　全社会关注雷文锋之死，也在期待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更加完善，让流浪的心真正拥有善意的避风港。毕竟，我们已无法坐视弱者再走进打着“慈善”之名的“鬼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