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文笔显然要比他的画笔犀利，近读他的《笑谈大先生》，在提到“文革”后一代文人的模样时，他用了“坍塌”一词。文中写道：“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

这大半是事实，但在那浩劫中，并非全因扭曲而坍塌，宁折不弯者也是有的，如不一般的历史学家顾颉刚。

“文革”开始后，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顾颉刚，自然也得参加运动。那时他已70多岁，依然每日上班。由于挤不上公共汽车，他只得带着毛笔、墨盒及简单的午餐步行来往，到所里接受揭发批判和写交代材料及外调材料。

开批斗会时，批斗对象要站在台上自报身份姓名和罪行。如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当他报名何其芳时，台上的红卫兵立刻吼道：“什么何其芳！何其臭！”他立刻应声改口道：“何其臭！何其臭！”不与群众顶牛。

但轮到顾颉刚时，他总是出人意外地从容报道：“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不管台上的红卫兵与台下群众如何叫嚷、叱责，他仍不改口。陪斗的也有一些比他年轻的人，大都觉得他太迂腐，又怕他挨罚，常在会后悄悄地提醒他。不料下一次批斗会，他照样如此。

当时社科院的食堂里有一个炊事员，喜欢羞辱从台上下来的批斗对象。有天傍晚，顾颉刚正要下班回家，那炊事员突然将其截住，历数罪状，试图逼其认罪。但顾颉刚一言不发，兀自昂首伫立。炊事员自觉无趣，讪讪而退。

顾颉刚的硬气，早在与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就表露无遗。他与鲁迅在1918年就认识了，还时相过从。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就提到过他们的交往，而顾颉刚在《古史辨》等书出版后也曾寄赠给鲁迅。

但不久因思想、观念及学术主张等分歧，彼此间就渐渐地形同陌路起来，但言语的冲撞依然有，最后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确切的证据是顾颉刚曾致函鲁迅，“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可以明了”，还是“听候法律解决”。

虽然这纷争后来是不了了之，可顾颉刚非同一般的硬气，现在想来，仍是让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