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预演，空中方队是否参加还在搁置中

　　1949年9月中旬，临近开国大典还有十几天，阅兵指挥部安排了一次实地预演。

　　预演结束，已是凌晨时分。周副主席主持在天安门城楼内开会研究讨论。领导同志有彭德怀、彭真、汪东兴、罗瑞卿。阅兵副总指挥之一的杨成武到会，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带我和谷德两人参加。当时，谷德是军区侦察科(二科)科长，是阅兵指挥部安保工作负责人之一，而我是预审科兼军法处(三科)科长，并没有直接参加阅兵指挥部的工作。但这次预演，叶部长发给我天安门特别证件，指定我必须来。在叶部长那里，我的任务已经明确，但我尚不知晓。

　　会议围绕两个议题。一是预演存在的问题，二是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庆典。就后一个议题，彭老总说：“这次预演飞行队未参加，可以研究一下，还是参加好，飞机可以少几架嘛。”

　　阅兵取消飞行队项目，是华北军区和我们保卫部门基于飞行人员情况和确保安全而力争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濒临灭亡的蒋家王朝，利用空军对我袭击日益频繁。1949年5月4日的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事件，大家记得很清楚：国民党军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炸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惨痛的教训，使得北平防空问题越发凸显。如果敌人以空袭方式破坏开国大典，不言自明，首要的目标是天安门。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么，空袭中如何确保绝对安全?

　　天安门的对空安全，也不能仅局限于敌方的空袭。大家假设了许多情况，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加强内部防范。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身边隐蔽战线的斗争空前激烈。蒋介石听到10月1日新中国要成立，肺都气炸了，马上找到毛人凤说：“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而且，1948年5月18日城南庄毛主席住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特务内奸策应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我们判定，极大可能问题就出在军区内部，可在开国大典前此案还未破，我们的压力很大。别人一提飞机，我们就头皮发麻。地面参阅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有把握，但一部分飞行员未经严格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一些解放和起义人员，短时间内我们不敢说底数清楚。

　　我们心里也清楚，开国大典有飞行队通过，对国内外的影响，对民心军心的激励，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彭老总提出这个建议后，杨成武副司令员表态说：“同意彭总意见，飞机参加检阅可以，架数不能太多。”最后，周总理作指示：“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不参加不可以!所有参阅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

　　受阅空军编队是17架飞机、26个架次

　　大家都清楚，彭老总发言，周总理拍板，其实是已经酝酿成熟的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央首长离去后，杨成武副司令员留下我们一起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预防空袭保卫工作的问题。大家形成的一致认识是：空中检阅安全，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在挑选飞行员上要做到精益求精，选拔最优秀的飞行员，在政治上过硬，在技术上过硬。参阅飞机要认真地检测、维修，绝对不能发生机械事故。在飞行方队的组织上，亦应精确计划，做出正确的方案报上级批准。而当前的关键，是抽调得力的保卫干部来做好这项特殊工作。

　　讨论到人选，叶运高部长马上抬手指我：“我们三科长张鼎中同志最合适。”首长们都了解我。可大家的眼光更多是在问怎么个“最合适”。于是叶部长补充：“张鼎中同志懂飞机。鼎中同志曾在军调部工作，常坐飞机往来蒋管区和解放区，有一次运送我方人员回邯郸，美国飞行员驾机直飞蒋管区，鼎中同志发现航线不对，勒令其折返解放区降落。”

　　大家都说：“很不错嘛，‘大鼻子’飞机都能指挥。”我分辩：“可是不一样。那次坐的是运输机，现在检阅的是战斗机，我又不能跟上天。”大家笑说：“那也比我们未上过飞机强!”就这样不容分说，开国大典阅兵飞行政治安全的重大职责落于我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