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求真理勇为前驱

　　追求真理，勇为前驱，是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的核心。在彭德怀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坚持真理，坚定不移；捍卫真理，九死不悔。正因为如此，他具有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敏锐性和历史的自觉性。

　　彭德怀从小饱受寒苦和磨难，痛恨人世的不平，闹翻身求解放的意识强烈，这是他追求真理、勇为前驱的主要源泉的基础。他曾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概括过自己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北伐战争中他找到了党的组织，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使他真正找到了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和正确道路。从此，他的追求向往便紧紧地和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无产阶级革命连结在一起。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城乡，革命队伍中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甚至叛变投敌，革命处于极度低潮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惧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这堪称是彭德怀追求真理，勇为前驱的一大壮举。

　　彭德怀投身革命后，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成为我军能征善战的著名将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而他政治上的敏锐和远见卓识，更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交相辉映。平江起义后不久他就指出：“井冈山是乌云满天中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烟。”（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载《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他坚信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而他衷心地敬佩，真诚地信赖毛泽东，一直坚定地追随毛泽东，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这同时，他又始终把毛泽东放在是人而不是神的科学位置上看待。因此，他早在40年代中前期就针对党内已经反映出来的某些不能科学看待领袖的现象提出批评，并非常有见地地讲，拥护毛泽东不在“拍掌”上，更不要去“捧场”和“盲从”。（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载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应当说，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核心领袖，确有其非凡和卓越的才能，有别人无法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难以建立的巨大功绩。但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彭德怀那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足见他政治上的高明。如果那时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达到了这种认识水平，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

　　1945年2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会后，在一次有周恩来在场，同毛泽东交换意见的谈话中，彭德怀讲了一段极为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这不是彭德怀一时的冲动之言，而是他追求真理，忠于事业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政治的严肃性与历史的自觉性的绝好反映。追求真理而远见卓识，坚持真理而勇为前驱，这是彭德怀政治品格的逻辑。

　　建国以后，彭德怀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地位的变化，责任的重大，使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更为执著，勇为前驱的优秀品格更加大放异彩。他时刻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装在心里，为了新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为了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坚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赴朝指挥作战，他深知这直接关系着中朝两国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在个人名誉上也要担较大的风险，但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为了保家卫国，他在别人临阵抱病推辞后勇敢受命。庐山会议上，为了能够使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得到纠正，他痛陈己见，勇敢上书，以自己的胆识和灼见，告示国人，提醒全党，不愧为党内“第一声”。

　　更为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的是，在他上书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行政职务后，他不仅没有消沉，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坚持和捍卫真理的信念愈坚。为此，他忍辱负重，潜心读书，刻苦钻研理论，尤其是精心研究、不倦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和道路问题。他表示：“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死不瞑目。”（闻佩：《有关〈彭德怀自述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许多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深入实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卓越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实践证明，彭德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观点是完全正确和富有先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造反派”从西南“大三线”绑架回京批斗，而后被长期关押直到逝世。这期间他不断遭受着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虽身陷囹圄，但在“囚禁”中却仍然矢志不移，继续刻苦学习研究经济理论，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他多次要求专案组：“我希望你们在审查期间，再给我认真读书的机会。革命的人生，就是学习和工作、工作和学习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还有其它吧？没有了！”（丁隆炎：《最后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彭德怀就是这样，为了追求、坚持和捍卫真理，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充分反映了他为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勇为前驱的英雄本色。

　　二、求真务实崇尚实际

　　工作作风是一个人政治思想品格的鲜明反映。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反映在他的工作作风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这在党内可谓众口皆碑，堪称典范。

　　遵循实践标准，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是彭德怀的一贯作风。在战争年代，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实施作战指挥，彭德怀从不满足于从电话里和地图上了解情况，总是尽可能地亲自进行一些侦察。因此，他经常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敌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反复告诫各级指挥员：“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载《彭德怀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是我军的一位统帅，但在“百团大战”中，他仍然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战争中，他作为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前线亲自侦察的事例更多。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陕北战场上，他指挥只有敌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战军，在人力物力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的那样得心应手，连战皆捷，痛快淋漓，这是同他勤于亲临前线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密不可分的。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能征惯战，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亲临战场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而后又于1954年9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变了，环境变了，但他遵循实践标准，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作风没有变，而且更加成为他的自觉行动。他讲：“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彭德怀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9月18日。）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彻底改变我国百年多来“有边无防”的状态，确保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他坚持亲自到沿海各地实地勘察，仅两三年内，他的足迹就踏遍了祖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主要岛屿，为我国国防规划的制定取得了可靠依据。这种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情况的自觉行动，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关注与领导上。他力主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决不能不顾实际。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到过东北、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在许多人头脑发热、大唱高调的时候，彭德怀则依据考察结果唱低调。他认为：1958年在计划工作方面是不够实事求是；“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至于农业，“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并指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的产”等盛行的说法，是“纯主观主义的口号”。（载《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73页。）这样的低调，正反映了彭德怀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崇尚实际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庐山会议上那一幕的出现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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