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news | 时间:2013-04-23 12:03:45 | 浏览:273次 | 来源: | 作者: ]
【图注:明代《圣迹图》,描绘孔子周游列国、退修诗书、教授弟子的生活片断】 中国是靠什么维持统一局面,并不断发展的?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有些人,似乎都是先进青年,一直传播这样一种看法:统一不好,因为,统一必然带来专制。相反,分散的小国寡民最好,那样,国家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从而可以扩展自由。 乍看之下,这种说法蛮有道理。分散的欧洲成就了繁荣和自由,似乎确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略微了解历史就可发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可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优雅,其间充满了杀戮,甚至死亡。欧洲就是很好的例证,想想两次世界大战吧。因此,二战后,欧洲人开始一体化进程,并有欧洲联盟之建立。这个联盟要迈向统一,尽管充满了艰险。 哪怕只从经济角度来看,统一也是一件好事。统一意味着没有边界,意味着统一的货币、标准、法律,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以较低成本快速流动,这同时意味着效率和财富。 因此,只要不是太天真,就不应该否认统一的价值。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分裂的时间相当之长: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这些时代并不怎么美妙。相反,周、汉、唐、宋、明等统一的时代,则是中国文明最为鼎盛的时代。因此,统一是一种正面的政治价值。 接下来要问,是什么力量维持了统一,在分裂的时代推动了统一,并推动中国文明与政治涵括范围的不断扩展?答案很明显,是儒家,儒家士人群体。 回溯历史,这还得从《论语》第二句话说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周人建立封建制,其治理范围比之殷商大幅度扩大。不过,封建制总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权威下移、共同体解体,欧洲中世纪如此,周代同样如此。就像孔子说的,西周时代,天下有道,也即有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时代,天下无道,也即礼乐衰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公、晋文公成为天下霸主。霸主还在维护天下之需,如此进一步演进,霸主也不管用了,而进入了战国。战国时代之各国,各自都成为主权国家。这个局面有点类似于欧洲六、七世纪的局面了。 然而,中国历史却没有停止、固定于如此“分”的状态,而快速走向“合”。根本的力量就在儒家。 孔子的弟子来自远方,不限于鲁、卫、宋等华夏传统邦国,还来自晋、楚等远方各国。孔门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天下”,各国士人自然地生活于精神性团体中,彼此并无任何隔阂。正是来自各方陌生人的群体生活形态,让孔门弟子、让儒家士君子具有明确而自觉的“天下意识”。 儒家之学也是天下视野的。尽管天下正趋向于纷争、分立,但孔子教给弟子者,乃是华夏天下共同之文——六经。孔子、儒家向来是以“天下”为基本思考单位的。比如,他们的理想是行道于天下,而并不仅限于某一国。这一点至关重要。霍布斯、哪怕是卢梭所思考的都是邦国之治,儒家却一直在思考天下。 有“来”则有回。孔门弟子自四方来,随夫子学道,学成之后,大多数会返回其所来处。比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当然,现在,他的生命已与此前不同了。他学有所成,他具有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借助这种方式,儒家理念,也即华夏文明,向远方扩展。这就是华夏文明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核心因素。 由此一来一回,五帝三王之道、孔子之术传播天下。由此,有儒生的地方,就有中国文明,就是中国之人文化成,而形成一个天下范围的士君子群体,一种共同的理想开始普遍化于华夏天下。这是华夏天下最为重要的联结纽带。这些儒家士君子也许在最为偏僻的角落成为社会的现场治理者,但他们的知识、理想却是普遍的,他们总是心怀天下。 因此,孔子开创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天下之学,并且塑造了一个散居天下、并具有坚定天下意识的士人团体。当政治权力趋向于分散的时候,这个士人团体的共同价值、信念,却构成联结各国为一体的观念力量,进而成为社会与政治力量。中国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主权国家分立之格局,相反,称王之各国仍追求天下恢复一家,且最终确立秦汉天下,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于孔门的天下一家意识。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间,儒生群体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其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通过师徒,他们结成纵向网络;又因为共同的知识、价值观,而结成横向的网络。儒生有地方性团体,每个地方的儒生都有各种社团生活。地方性团体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从而组成一个全国性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领袖、有复杂的内部联络纽带,并且可以经常可以共同行动。这些全国性的儒家士君子团体维持了中国的政治统一。 中国今日之完整性,恐怕不能不诉诸儒家。大陆与港、台、澳门之联系,根底在中国价值。没有价值联系的经济联系是脆弱的。同时,在今日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欲强化内部不同宗教、民族之向心力,恐怕同样不能不借助儒家。儒家是“一种文教”,是普世的、非宗教的、因而可包容各种宗教、涵容各个民族的基本价值体系。古代中国正统王朝正是靠这一价值体系不断地包容、融合周边族群,现代“中华民族”之构建,亦不外此道。以此文教塑造全体国民之中国意识、天下意识,一个在国家政治认同与文化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的中华民族,才能生成并稳定,仅靠制度,哪怕是最优良的制度本身,是不足以达成此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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