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国家大剧院推出了“青年作曲家计划”。今年,第二期计划再次面向青年作曲家们发出邀请。在为期一年的征集工作进入收官期前,“青年作曲家计划”首席评委、旅法作曲家陈其钢到上海音乐学院与作曲系学生交流。
首期“青年作曲家计划”共征集75部音乐作品。经过国内外7位专业评委历时半年的评审和筛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广播电影交 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等,展演了8部入围作品。最终,杜薇、刘畅、金秋月3人分别凭借《袅晴丝·惊梦》、《花问》、《水墨三 帧》三部作品获奖,三人平均年龄只有25岁。
今年9月4日,陈其钢之子陈雨黎因车祸在瑞士苏黎世去世,年仅29岁。陈雨黎出事当天,正是陈其钢与法国广播电视台相约商讨青年作曲家计划合作事宜。接到噩耗后,他强忍悲痛向法方推介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和潜力。约谈结束后,陈其钢走到一片空旷草地上,泣不成声。
刚经历丧子之痛的陈其钢,目前已经恢复。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交流,是陈其钢近一个多月来第一次面露轻松和笑容。
第二届“青年作曲家计划”周期改为两年,一年收集作品,第二年评判,有诸如法国广播电视台等更多国外机构参与。陈其钢说,希望用更充裕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使这件事更加国际化、更具影响力。
“今天作曲系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无人问津’的状态,也认为不会有什么机会真正实践自己的创作。”陈其钢坚持认为,这一次的“青年作曲家计划”,“不是作秀,没有猫腻,就是要给年轻人舞台,让他们知道,有机会。”
11月18日,陈其钢作品音乐会将在上海音乐厅上演。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项目,其中交响乐作品《源》的中国首演受到业内关注。据陈其钢介绍,这是一部非常难的作品,“我几乎每一页纸都要写一个星期”。
现有委约机制大多带有明显功利性
东方早报:这个项目开始的初衷是怎样的?
陈其钢: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长久、健全的委约创作机制,这就导致新人无法在正常的创作中获得机会。现有的委约机制大多带着明显的功利性目的:比如为了一个庆典活动,为了成立一个新公司,或者为了一个剧院上演重要的节目,但对于年轻人是忽视的。
东方早报:现在钢琴或弦乐系在音乐学院比较出风头,很少关注到作曲系的学生去了哪里。
陈 其钢:作曲系的学生走出校园后只能去做影视、做流行或者教书,他们几乎很少得到委托创作的机会,这种情况至少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在中国,年轻作曲家无法取 得建立听觉经验的机会。如果一个作曲家听不到自己的音乐创作,是没有机会进步的。作曲是一个奇特的职业,音乐写在纸上之后,必须经过二度创作,必须有人演 奏出来。只有反复听,反复琢磨,才能确立自己的风格。
东方早报:你曾到法国深造,法国人如何给年轻人机会的?
陈其钢:现代音乐的中心在巴黎。比如法国德国的文化部、广播电台、地方政府乐团每年都有演出新作品的计划。法国文化部每年有40到80部作品,委约100多个作曲家。这些作曲家没有出名,但他们可以得到委托创作机会。通过这样的机制,能够积累人才和作品。
东方早报:你在国内的时间不多,怎样介入这个项目的?
陈 其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原来他1977年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落榜后四年一直在音乐学院蹭课,后来组织了业余合唱团。他 有一个情结,特别想支持年轻人创作。我很赞同国家大剧院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租场方,而是一个创作机构。我们俩一拍即合。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回报的项目
东方早报:去年第一届的计划实行起来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陈 其钢:那肯定是展演部分。新作品要说服乐团去演都很困难。乐团做商演,有一套事先编排好的节目。要安插一个新人新作,乐团就要重新排练。节目单上出现的不 是观众熟悉的曲目,还会影响票房和现场气氛。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一样,但像在欧洲,如果你在音乐会里上演新作品,政府会给补贴。
东方早报: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补贴?
陈其钢:我可以说,现在是国家大剧院在替有关部门去完善没做到的地方,本来应该是国家出钱、建立制度、建立委员会筛选作品。剧院自己从演出经费中去拨出费用,或者拿出场地,跟国外的乐团谈条件。(据国家大剧院工作人员介绍,剧院整个项目的投入在150万元左右。)
目前的情况是,每演一个作品,大剧院补贴这个团两三万元钱,另外还有大量的工作,请国际评委、工作人员、整理文献、拷贝……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见底的投入,几乎没什么回报。
东方早报:展演票房不好吗?
陈其钢:怎么可能会有票房?
东方早报:那如果遇到非常好的作品,也是一种回报吧。
陈其钢:现在,我们习惯了一做什么事就要求“出精品”,哪有那么多精品?如今的青年作曲家计划,是给年轻人机会和希望,而不是去要求杰作,怎么能要求一个从来没有经验甚至都没有听到过自己作品的人出“精品”?
维护“先锋”是一种“倒退”
东方早报:那这次的委约创作有没有什么风格上的偏向性?
陈其钢:风格应该建立在作曲家自己身上,你自己能够认同自己,去追求你所感动的东西就够了。
东方早报:剧院方面肯定希望收获更多观众易于接受的作品吧?
陈其钢:这个,我只能说,还是取决于作曲家要怎样承担责任。如果有胆量,就可以遵循自己的标准。但大多数作曲家很难做到。不过,所有有出息的作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的。
而且,正是因为作曲家有专业优势和局限性,所以我们的评委中还包括了指挥家和演奏家。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评判一部作品,看演奏者是否有兴趣去诠释。否则作品永远是在学院派的象牙塔中。我个人更看重作品的创意和诚意。
东方早报:你看重“创意”,是否意味着赞同西方先锋音乐将“探索”置于听众的听觉感受之前的做法?
陈 其钢:所谓“探索”、“先锋”已经是音乐学院的教科书了。现在还把上世纪50年代的那一套标准叫做“探索”,50年还没探索完?当时形成了的“先锋派”的 写作方法,今天已经是一种“经典”的写作方法。全世界的音乐学院都面临这个问题,以“先锋派”、“现代音乐”为旗帜的那帮人,占据了学术领域的最高点,学 院派们共同维护一种利益集团,好像反对先锋,就是反对革命。举着这面大旗,就可以向政府要钱。
东方早报:怎么理解现代音乐?
陈 其钢:“先锋”音乐现在已经处于“防卫阶段”。它曾经是革命的、先进势力,但我认为现在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倒退”,是“保守势力”。虽然如今观众对现代 音乐并不买账,但在系统内部,他们听不到批评,并建立了一个小圈子相互支持、理解,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利益。在今天的欧洲,学院派还是最有钱最有势力的。 当然他们也希望年轻人能够传承他们,按照他们的路走。如果我现在是音乐学院教授,当然也会希望年轻人扛起这面“防卫”大旗,而不是过了几十年,说其实什么 都不是。这毕竟太可怕了。
“在中国,年轻作曲家无法取得建立听觉经验的机会。如果一个作曲家听不到自己的音乐创作,是没有机会进步的。作曲是一个奇特的职业,必须经过二度创作,必须有人演奏出来。只有反复听,反复琢磨,才能确立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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