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苏共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不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少人把解体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谢尼亚夫斯基。这位学者2006年9月访华时曾当着笔者的面和另一位学者激烈争论，他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削弱了苏共，才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以政治改革为名行剥夺苏共权力之实，视苏共的各级组织为改革的绊脚石。重提“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更是从组织上使苏共瘫痪，这是对这一“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的亵渎。言谈之间，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溢于言表。
　　俄罗斯曾有一个名为“持社会主义见解的俄国学者”的组织，甚至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有意识地进行“一场缓慢的反苏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这些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推进俄国的民主进程起了作用，如莫斯科亚非学院的贝斯特罗娃教授等人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戈氏的改革是不公平的，早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苏联就危机四伏，已经是个重病人了。戈氏是想救苏联而不是想推翻她。罗伊·梅德维杰夫对戈尔巴乔夫作用的评价，既不同于某些人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也不同于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要斯大林来负这个责任的说法。他的基本看法是，苏联的危机由来已久，但一直未得到根本的克服。苏联大厦的基础和结构是不牢固和不稳定的。在改善经济生活方面，人民大众长年的期待也没有结果。他接着指出，多次危机削弱了苏联。
　　自“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来，苏俄和随后成立的苏联先后经历过四次危机。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挽救了这次危机。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底，随着农业集体化的推进而蔓延。这次危机不是靠经济成就和政治改革来克服的，而是用大规模的镇压渡过的。第三次危机出现在斯大林逝世后，是靠对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职员和知识分子做出的大量让步才勉强克服的。第四次危机出现在２０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一次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危机。它的出现同苏联官衔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意为苏联时期由上级任命的官员名录。由于官员一旦进入了这个名录就享有种种特权，同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再脱离官场，因而，此名词的含义常被引申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等等）精英的蜕变与老化密切相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部分也是为了克服这次危机，但他没有成功。就好比一座大厦基础不稳，如果只顾加高层次，结果只能是不堪重负，难逃轰然倒塌的命运。苏共的各级机构因“改革”瘫痪了，又缺乏新的权威性的政治力量来领导，匆忙设立的总统制权力机关又未能真正运作起来，加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明确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纲领，这样，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遭到失败便在意料之中了。在此期间，包括“民主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干扰日渐明显。因而，罗伊·梅德维杰夫指出：实际上，早在苏联解体以前一年，苏联就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了。
　　罗伊·梅德维杰夫还分析了戈尔巴乔夫主政后的政策。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的工作侧重点没有摆正。他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抓错了改革的重点。因为戈氏没有花大力气去改善群众急切关心的经济生活、物质条件需求状况，而是大张旗鼓地抓反酗酒运动、上班迟到早退等问题。第二年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加速战略”，优先发展机械工业。罗伊·梅德维杰夫写道，放着人家的成功经验不去学，如匈牙利卡达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的经验，还有中国邓小平的改革经验，都说明只有让人民大众真切地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革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的比例更加失调，是不得人心的。作者举了1989年苏联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为证。调查表明：超过60％的被调查人在回答什么是第一位急需解决的问题时，指出是必须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只有15％的被调查者回答要求扩大政治权利；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时，40％的被调查者回答是物质的富裕，30％的人回答说要振兴农村和农业，有25％的人说要公正，不要有特权，18％的人说要有民主。
　　罗伊·梅德维杰夫也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特别提到了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梅氏认为，苏联长期在培养治国人才和政治干部方面明显滞后。几十年来，苏联曾培养出了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出色人才和领导干部，在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人才济济。但是，在造就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方面却是少有建树。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再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方面的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戈尔巴乔夫上任，他身边已经没有像科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金诺夫这样的干部可以共事。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主持会议讨论工作时缺乏民主作风，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善于集思广益。笔者还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干部政策是以频繁撤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为其特点的。在戈氏当政的6年零9个月里，干部换班如同走马灯一样，其中既有为推动改革而实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权利之争的党同伐异，还有面对反共势力进攻时的主动溃退。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多次强调“对改革的态度……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然而，戈氏的改革毫无章法，使干部往往无所适从，不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对戈氏改革的路线心存疑虑的干部被作为“保守势力”撤职，从而给苏共造成很大的损失。从1985年3月戈氏上任苏共总书记到1990年7月召开苏共28大，不到6年的时间里苏共中央总共被动了5次“大手术”。每次中央的人事变动，都伴随着高、中级和基层干部的大换班（见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应当说，苏联的解体和干部队伍的涣散不无关系。
　　苏联解体虽然已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仍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包括俄罗斯学者）会有更多的感悟，并总结出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