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成功后,“政治行动小组”欢呼“打开了通往和平与进步的大门”。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政变后第二天,大马士革居民看到街头出现大量坦克,很是疑惑,因为自法国托管叙利亚以来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景象。一位老人上前问一名正在休息的士兵:“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嘘!”士兵示意他安静,“这是‘Inkilab’(阿拉伯语,意为起义、政变)”。老人不解:“‘Inkilab’是什么?”士兵只好解释说,军队控制了政府,逮捕了总统。老人愤怒了:“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们做了强大而傲慢的法国人都不敢做的事。”的确,“政变”对叙利亚人来说是个新事物,据说当时不少人认为是约旦干的,还有人认为是以色列发了疯,入侵叙利亚。不管怎样,中情局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9个月3场政变
扎伊姆在政变成功后对美国计划的配合“远超预想”。4月中旬,米德向华盛顿报告说,扎伊姆已经逮捕超过400名叙利亚共产党人。此后扎伊姆进一步扩大对左翼政治人士的搜捕,发誓将共产党“全部关进笼子里”。4月底,扎伊姆称,他会尽快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见面,并考虑在与伊拉克接壤地区安置30万巴勒斯坦人。5月,扎伊姆批准“泛阿拉伯石油管道”在叙利亚通过。7月,叙以签署停火协议,并和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土耳其改善关系。
雷厉风行的扎伊姆认为,美国承诺他的总额达1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会很快到来。然而,由于他过于“果断”,美国方面反而犹豫起来。国务卿艾奇逊等人认为,基于美国在拉美的经验,如果美国过快全面支持这一军事独裁政权,可能会引起“民主国家”盟友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不快。扎伊姆政府的总理巴拉兹曾对米德说,扎伊姆这样做是在拿国家的命运赌博,是政治自杀行为,但“为了确保美国的援助,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就在巴拉兹作出这番表态后不久,政变又发生了。1949年8月中旬,叙军官辛纳威发动政变,处决了扎伊姆。12月,辛纳威政权再次被一场政变颠覆,军官施沙克利接掌政权。由于国内政治斗争气氛已经激化,接下来的23个月里,叙利亚政府产生了7任内阁。对于美国来说,此时中东局势特别是巴以问题的钥匙“握在叙利亚人手中”,为此,美国对叙利亚扩大援助,积极施加影响。施沙克利投桃报李,向美国“一边倒”,这导致叙国内政治矛盾更趋尖锐。1954年2月,叙利亚再次发生政变,以复兴党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掌握政权。此后,随着叙利亚和苏联、埃及接近,美叙关系陷入新的危机。
英国著名导演、纪录片制作人亚当·柯蒂斯针对叙利亚这段历史的一段评论值得回味: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本打算在叙利亚创建民主制度,但美国的行动却带来了灾难。尽管这绝不是后来导致阿萨德政权建立的唯一因素,但它未预见到的后果却在塑造50年代后期叙利亚社会狂热而偏执的氛围上起到重要作用,并帮助复兴党取得政权。这段历史西方人或许已经忘记,但叙利亚人显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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