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

　　当然，让这些科学家的“良知”最终处于“空转”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仅仅是供国家政府部门使唤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学家”而已，纵使才高八斗，经天纬地，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再说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大科学时代”了，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研究科学史的人们或许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段时间，科学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说是“单干式的”。德国的科学家伦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专注地观察由阴极射线引起的奇怪现象，就连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子承父业，在偶然中发现了铀射线。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仪器观察，这才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镭。这个阶段的科学家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当居里夫妇在夜间看见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提炼出的镭发出美丽的幽光时，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每当有重大发现，总要放开喉咙高唱：“前进，基督的信徒们！”而且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页。但与之同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也经常让这些科学家们遭遇困境，使之无法将心爱的科学研究予以推进。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后，情况不一样了，经常因经费问题而陷入绝境中的科学家日益被纳入国家的体系中来，由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为科学家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也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科学家们只能根据国家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是相反。科学家的意见或观点永远只能说对政府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左右政府的决策。关键是当科学家们的自由被政府“收购”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来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么会走进那个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意大利】但丁·阿利基埃里：《神曲·地狱》，第1篇。这是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埃里的困惑，世界上有哪个科学家不具有与但丁同样的困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