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披露达赖与中情局深度交往

　　益 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情局通过资助和培训藏人特工，在中国的西藏打了一场秘密战争。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并不陌生，但一向以“平和”姿态示人的达赖喇嘛对那场武装反叛是否知情，他与中情局的来往是否密切，一直说法不一。6月8日，德国《南德意志报》刊文讲述了达赖与中情局交往的一些内幕，并称“他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比他承认的多得多”。

　　中情局特工约翰·肯尼斯·诺斯1964年第一次与达赖喇嘛会面前，颇有些紧张。在此之前，中情局代号“圣塞克思”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展8年。被称为“公司”的中情局在训练营对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培训，并提供数以吨计的武器。“神王”同样得到资助：中情局每年汇去18万美元，在秘密文件中注明为“给达赖喇嘛的资助”。

　　诺斯并没有指望得到这位宗教领袖与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热忱感谢，但受到特别冷遇却也出乎他的意料，毕竟那时他们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联络人是达赖的一个哥哥。现年89岁的诺斯回忆说，“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冷漠的会见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礼节”，平时不乏热情幽默的达赖喇嘛“显然并不愿意对我表示欢迎”。多年后他才明白达赖为什么要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原来，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清楚地知道，来客的身份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毒药、谋杀与恶行。

　　对于达赖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解释的。由劣迹斑斑的中情局资助和组织的武装反叛与他所传递的非暴力抵抗的温和讯息，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武装叛乱分子和中情局———听起来就像将教皇、女人和保时捷放在一起那样不可思议，但这个世界有时就是那么不可思议。达赖称他是事后才了解到藏人开展武装行动的全部真相的，这是他的标准表态。外界一直对此说法存疑。没有争议的是，他的两个兄长很早就与中情局建立了联系。“我哥哥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让我避开这些消息”，达赖在自传中写道。

　　《南德意志报》和电视杂志“全景”栏目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达赖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除了藏人武装分子十分坦率的表白外，几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也指向这一点。虽然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是在撒谎，但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全部真相。

　　达赖获得过95个高级或最高级奖项，是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这一官方称谓。但他却曾是中情局的一颗棋子，而中情局是美国外交看不见的一只手，策划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动，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如果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是相当危险的”，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1997年上任时说。

　　当达赖喇嘛的密使首次来建立联系时，“公司”里已经可以嗅到一丝紧张气氛。中情局1965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中情局的西藏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政府1951年和1956年对达赖喇嘛所做的承诺之上”。1951年，达赖的密使通过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馆同美方进行首次接触，会面的主题是军事和资金援助。同年，美国国防部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同意为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轻武器”，并许诺给予资金援助。

　　1959年，在中情局训练的藏人武装护送下，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逃亡途中，他的追随者始终与中情局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至于逃亡计划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目前尚存争议。作为当时最出名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数月后，即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支持和物质援助”表示感谢。1960年和1964年，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约翰逊总统也分别收到类似信件。但这些信函对武器、中情局和叛乱武装只字未提。

　　或许达赖喇嘛确实不了解那些藏人和中情局紧密合作的每个细节，但也绝非像他表现的那样一无所知。他应该最迟在1958年就获知了中情局的准军事训练情况，因为据说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名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发射完第一发炮弹后，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才完成重新装弹。达赖笑着对女记者说：“我当时问，难道你们发射后请敌人等上15分钟？绝不可能。”

　　战争归战争，政治归政治。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人终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从那年的一份美国备忘录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人眼里，达赖喇嘛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他们。失去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后，叛乱分子的武装行动迅速瓦解。但对于诺斯来说，故事还没完。距离首次会面约30年后，达赖第二次接见了他。已从中情局退休的诺斯向达赖提到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提到那次冷冰冰的接待。“达赖喇嘛将鞋脱下，把脚收回长袍中，然后说，我们来聊聊吧”。版权作品，未经《环球时报》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