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认为，“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上海市民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曾消散和退却。

　　您之前写了一本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生活的书《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那么从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上海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比如到1965年，上海的社会生活是否也呈现“非常与正常”的状态？

　　金大陆：这个话题太大，我仅从当时人们的“金钱观”来讲。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有一句“到处莺歌燕舞”印象深刻，好像是在说“形势大好”，实际上“文革”已呈现颓势。再仔细一看，原来这词是毛写于1965年的，是指“文革”运动前形势的。自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来，1962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至1965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等，具体在社会生活方面还表现为：票证供应范围缩小；市场物价回落；给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较大提高，比如全国人均1962年猪肉供应为4.4斤、棉布11.1尺，到1965年为12.6斤、18.5尺等。

　　上海如何？在上海，从1963年到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5.82亿元到26.55亿元再到27.13亿元；城乡居民存款则从7.31亿元到8.64亿元再到9.98亿元，说明当时人民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对“金钱”的拥有和支出也是平顺的。至于，是否有人利用职权和机会贪占“金钱”？有材料说，1965年上海共查处犯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错误的党员就达1307人。尽管有理念和程序之差异，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始终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合法”，还是“不合法”；在于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存款的稳步上升，也代表着当时上海市民物质生活开始丰富，但在这背后是否已经涌动着政治潮流？否则从1965年到1966年，仅仅几个月时间，整个社会就开始集体政治转向。

　　金大陆：与此同时，“莺歌燕舞”的背后却是“阶级斗争”的潮流涌动，从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到“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批判“封资修”一片萧然，到江青联络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发动“文革”的《评“海瑞罢官”》。包括我们出身不好的在学学生，在入团、升学和日常的活动中，都是明显感觉到压力的。难怪当时不少高层干部对“文革”爆发不理解，愤愤然地说：“因为有饭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您刚才讲到，在“文革”前夕，人民对金钱是有追求的，甚至有党员还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但随着1965年的结束，1966年“文革”的到来，这种“金钱观”发生了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