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蒋放蒋，东北军血溅西安城

　　西安事变当天，王景芳的长官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而身为军官的王景芳则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他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凌晨枪战”，他亲睹了曾经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一夜之间的四分五裂……

　　只一个钟头蒋介石卫队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仓惶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的石峡洞后，后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持下山。

　　当时，王景芳是上尉副连长，奉命带兵控制华清池外围。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接到去抓蒋介石的命令时，王景芳大吃一惊。“我一个上尉副连长只管听命令，但听到去抓蒋介石？我还吓了一大跳呢！我们的校长张学良，胆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变那天的枪战场景还后怕，“那天晚上，枪声四起，蒋介石的卫队都是驳壳枪。可我们都是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7.9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激战近一个钟点，蒋介石的卫队都被我们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蒋介石的住处看看。“墙上、窗子上，尽是枪眼儿呢！按理，事变第二天，骊山、华清池都戒严了，谁都不让靠近的，可是，我们都是东北军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蒋介石房间的门口，把门的不让进，几个军官大骂，把门的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还都是当官的，又是东北军自己人，就敞开大门听之任之了。

　　“我们这些小军官进去就不老实，有的拿条毛巾，有的拿一条毯子，那上边有枪眼儿呢！留个纪念！是蒋委员长用过的。 ”王景芳回忆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军在天津采访过一位原东北军的老军官的家属。老军官叫陈维刚，在刘多荃部当上校。西安事变时，陈维刚到蒋介石住过的房间里拿走一条军毯，因为军毯上面有一枪眼儿。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去天津看过陈维刚。

　　“中央军”发十块钱杂牌军只给五块

　　方军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赞成捉蒋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东北人，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东北，当然希望张学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终于要开赴前线抗日了，就冲这点，东北军官兵还是高兴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蒋介石不光对东北军另眼看待，对所有地方势力、杂牌军，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不仅不拨供给，还想方设法削弱排挤，必欲灭之而后快。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