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览》，作者：刘志青，原题：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以北路军直接指挥的六个师向江西兴国县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兴国县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先以四个师进占江西广昌县头陂，随后集中九个师向江西宁都县、广昌县驿前、石城县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福建连城县向长汀县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江西寻邬（今寻乌）县筠门岭向会昌县推进；以三个师集结于江西南丰县、广昌县，为总预备队。

　　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央红军应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歼灭敌人。中共中央虽然在小范围内讨论过战略转移的问题，却无结果。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撤走部分兵力。“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基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有利于向群众宣传，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苏区的发展。

　　红七军团受领任务后，立即从福建连城县到达江西瑞金县（今瑞金市）休整待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原领导任职不变。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为加强领导，中革军委任命闽浙赣苏区中央代表兼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率工作团随部队行动。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组成红七军团军政委员会，在与上级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

　　对于这次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寄予很大希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决定公开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提出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福建”等口号。中革军委下令红九军团在东线行动，专程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直处于不利状态，红军武器弹药缺乏。红七军团有1200余支枪，质量低劣，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步枪。但是，非作战物资却很多，160多万份宣传品就有380余担。连同部队后勤物资及炊事用具等，总共达500余担。

　　中革军委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县出发。此时，福建国民党正规部队大部分已调往闽赣边境“剿匪”，驻防部队大多是地方武装。他们无力阻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的行动。红七军团经过福建长汀县、连城县、永安县（今永安市）境，攻克了大田县城。然后，红七军团经尤溪县以东，进至闽中。红七军团在红九军团配合下，攻占尤溪县以东樟湖坂。7月31日，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黄田。红九军团完成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的任务后，奉命返回。

　　红七军团进占黄田后，遵照中革军委原定计划，应该经浙江庆元县、遂昌县北上，直趋皖南。可是，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刚到达古田县谷口，就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纪念“八一”建军节，威胁并相机袭取闽侯县（今属福州市）。红七军团改变进军方向，不仅要转一个大圈子，而且会暴露实力。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中革军委作出的第一个错误决定。

　　中革军委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水口镇是国民党军福建闽江警备司令部所在地，有四个营的兵力扼守。当红七军团攻取樟湖坂后，警备司令王敬修率部乘船顺闽江而逃。

　　1934年8月1日凌晨，红七军团占领水口镇，引起国民党福建当局的极度恐慌。“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忙赶到闽侯县视察。闽侯县城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驻有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以及从黄田、水口溃逃而来的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在红七军团占领水口的当天，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五一八团奉命赶到闽侯县，担负西北郊阵地防务，与驻守于此的第八十七师第五二二团左翼衔接。

　　2日，红七军团不顾敌人的重兵设防，仍向闽侯县挺进。当日黄昏，敌机突然袭击，狂轰滥炸，红七军团伤亡七八十人。从水口到闽侯，沿江交通要道已被敌人控制，红七军团绕道安仁溪、白沙、大湖等地开进。7日，红七军团抵达闽侯县城西北郊岭头、笔架山、赤桥、浮村一带。对于城里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造等情况，红七军团一无所知。

　　7日晚，红七军团向闽侯县城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凭借坚固工事拼死扼守，以猛烈炮火实施拦阻轰击，出动飞机轮番轰炸。面对敌人的交叉火力网，粟裕机智沉着，协助寻淮洲指挥部队。红七军团指战员英勇顽强，占领了大北岭、小北岭和城北的主要街道。可是，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和制空权等原因，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针对这种情况，红七军团召开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敌人的进攻吓破了胆，主张立即撤离，与闽东红军和游击队会合。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主张继续攻打。军团长寻淮洲主张，红七军团应该立即撤离，转移到闽东根据地去。最终，乐少华的意见被否决。8日晚，红七军团向闽东转移。

　　9日，红七军团转移到闽侯县以西的北岭一带。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主力从白沙镇撤回尾追而至，对红七军团实施步炮夹击，引导飞机实施轰炸。为了保存实力，红七军团主动撤出战斗，向福建连江县桃源、潘渡方向转移。

　　10日，红七军团转移到桃源。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五二二团紧追不舍，由侧面追至。红七军团以一团兵力与之激战，继而以主力于敌右翼展开包抄。红七军团集中部队发起猛攻，准备从中央突破敌阵，将敌人分割包围。可是，这时敌机飞临上空，狂轰滥炸。当晚，国民党军后续部队第五一七团赶来增援，红七军团主动撤离阵地。

　　经过闽侯、北岭、桃源三次恶战，红七军团伤病员多达七八百人。天气炎热，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部队天天减员。桃源战斗后，红七军团派人多方寻找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11日，红七军团与闽东中共连罗（辖连江县、罗源县）县委取得了联系。当天，寻淮洲会见连罗县委宣传部部长陈元，要求配合救护、转移红七军团伤病员。

　　军团长寻淮洲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商量，寻机攻下罗源县城。13日晚，红七军团发起了攻打罗源县城的战斗。寻淮洲和粟裕指挥部队兵分三路乘黑夜直奔指定地点，同时发起攻击，不到两小时，战斗结束，全歼国民党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红七军团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40多人。

　　在攻占罗源县城的当天，红七军团为继续执行北上任务，即把据守任务交给了闽东红军第十三团。红七军团继续向福建宁德县（今宁德市）开进。

　　得知红七军团北上，宁德县守敌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宁德县县长朱化龙急电马江要港司令部，请求紧急支援。16日，朱化龙宣布宁德县城戒严，国民党军马江要港司令李世甲调一个营前往协助防守。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派人侦察宁德县城的地形和敌情后，决定以小分队佯攻宁德县城，大部队乘天黑进抵宁德县城以西的洋中。17日，鉴于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前锋尾追而至，红七军团主力转移至宁德县扶摇乡。这是闽东的小游击区之一，有中共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七军团主力在扶摇乡休整两天。

　　19日，红七军团主力在扶摇乡向导带领下，实施声东击西战术，以一部兵力佯攻霍童，主力进抵宁德县赤溪的阳谷、夏村、桃源一带。在赤溪阳谷村，红七军团与闽东红军第二团及活动在当地的三四十名赤卫队员胜利会师。红七军团主要领导人一起会见了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第二团的负责人叶飞等人。

　　红七军团主力在阳谷村休息半天后，继续北上。20日，红七军团主力进抵福安县（今福安市）穆阳镇。该镇内驻扎有国民党保安队、民团后备队，共有800余人。经过周密准备，红七军团将敌人全部消灭。

　　2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继续北上，立即向福建寿宁县、浙江庆元县开进。这时，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先头部队已尾追至穆阳镇对岸，对红七军团实施隔岸开火。军团长寻淮洲组织密集火力阻击，将敌人击溃。然后，在穆阳镇向导带领下，取道福安县南溪、晓洋，向北挺进。26日，红七军团翻越闽浙交界处的洞宫山，抵达庆元县尤溪乡荡口村一带。

　　28日，红七军团向庆元县城挺进。国民党庆元县县长张致远闻讯，急忙派亲信率独立分队防守县城附近的周墩。粟裕经过侦察分析，以一个连的兵力猛攻敌人碉堡，守敌四散溃逃，红七军团顺利进入庆元县城。

　　这时，国民党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对付红军北上。浙江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自知浙西南兵力单薄，请求蒋介石将驻守福建浦城县的浙江省保安第三团调回庆元县。30日，该团开回浙西南，与浙江丽水县（今丽水市）保安警察大队、庆元县保安团会合，并企图夺回庆元县城。当天下午，红七军团主力在庆元县竹口与这三股敌人相遇。红七军团打垮了敌人的阻截。

　　9月2日，红七军团从庆元县撤离，继续北上。5日，红七军团进入浦城县古楼地区。这里是闽北苏区的游击区，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为黄道。

　　自闽侯战斗后，红七军团一路行军作战，一直未得到休整。军团长寻淮洲建议：一、红七军团就地进行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战士。二、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继而把浙南条件较好的庆元县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粟裕、刘英同意寻淮洲的意见，但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表示反对。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机械地执行中革军委指示，坚决主张立即北上。于是，曾洪易、乐少华、寻淮洲分别向中革军委发电报，陈述各自的主张。中革军委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对乐少华的主张予以支持。在给红七军团的回电中，中革军委指出：“拟于闽北苏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中革军委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决定。

　　中革军委的第三个错误决定

　　1934年9月9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中革军委向红七军团下达了两项新任务：一、对进攻赣东北红十军和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

　　红七军团既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又要深入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处境十分艰难。13日，红七军团攻占浙江江山县（今江山市）清湖镇，消灭国民党浙江保安团一个营。接着，渡过江山港，给予敌人以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由于中革军委的指挥错误和当地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红七军团的行动受到较大的限制。中革军委批评红七军团执行命令不力，指责其“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行动迟缓，破袭太少”。

　　17日，红七军团进至浙江常山县芳村、芙蓉一带。当天，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在未执行已赋予的破坏浙赣铁路（杭州—鹰潭—萍乡—株洲）及附近公路的任务，禁止继续北进。18日，中革军委却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中革军委还规定，红七军团以浙江遂安县（今属淳安县）为中心，于浙江淳安县、寿昌县（今属建德市）、衢县（今衢州市）、开化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然后再向浙皖边境的安徽歙县、休宁县，浙江建德县（今建德市）、兰溪县（今兰溪市）发展。时隔一天，中革军委的指示前后矛盾，使红七军团无所适从。

　　这时，国民党军调兵遣将，企图将红七军团围歼在浙西地区。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浙江省保安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加紧追击，将补充第一旅、第七师第二十旅从江西省调到浙江省参战。俞济时受命指挥上述部队，坐镇遂安县备战。

　　红七军团侦察员通过窃听电话获悉国民党军的调动情报，随后从捕获的俘虏身上也得到证实。军团长寻淮洲认为，皖南是中革军委确定的北上目的地，也适合红七军团发展，应该继续北上。9月21日，寻淮洲率领部队向皖南和皖赣边转移。

　　红七军团突然向皖南和皖赣边行动，大出敌人意料之外，俞济时气急败坏，慌忙命令出动飞机侦察轰炸，派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兵分两路追击。他还电告驻皖南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屯溪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加强戒备，阻止红七军团进入皖南。24日，红七军团翻山越岭，进入皖南歙县石门、狮子石等地。

　　安徽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红七军团进入皖南使蒋介石十分惊慌，命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严密布防拦截。

　　红七军团进入皖南后，经过几次战斗，大体摸清了敌人的企图和部署。以红七军团的实力，只能实行游击战，在运动中歼敌。30日，红七军团转战途中，在江西婺源县段莘地区与中共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负责人相逢，得知皖南几个县起义失败后，还有干部和群众分散在皖赣边的山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的配合下，红七军团在皖赣边地区打退追击和堵截之敌，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补充了500名新战士。

　　寻淮洲、粟裕、刘英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七军团留在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争取在安徽休宁县、祁门县和江西婺源县一带消灭尾追之敌，扩大皖赣苏区，寻机进入浙江。但是，中革军委偏听偏信乐少华的一面之词，不断指责红七军团。1934年10月15日、21日，中革军委两次致电，要求红七军团立即前往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中革军委作出的第三个错误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