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
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这意味着“贺龙的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
从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不仅从政治上、精神上,而且从生活上、医疗上,一步紧似一步地、不断地、全面地进行迫害。
贺龙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开始,他们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怕被人发现,把贺龙夫妇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他们拉开。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们起床后,就撩起窗帘,先看看天气如何,如果看天上有云彩,就很高兴,祈盼能下点雨。
到了下雨天,他们就把水盆、脸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摆到门前雨地上。
有一天,贺龙在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并扭伤了腰,疼痛难忍,在椅子上靠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大便也解不出来,非常痛苦。
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
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
贺龙被立案审查特别是公开点名批判以后,林彪、江青一伙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紧对贺龙的迫害和摧残。
首先调换驻地,加强监视。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看管人员借口住房暖气破裂,无法修理,要他们搬家。
贺龙坚决不同意,对薛明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
他几经交涉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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