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分别去长沙和南昌，组织专门班子，就地办唐生智和陈浴新的学习班，对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轮翻批斗逼供，他们招了又推翻，翻来覆去，最后，实在受不住专案人员的折磨，只好瞎编。

　　陈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将四十多年前的4封电报都全文写了出来。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也不得不承认“这电文有水分”，但他又说：既然“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然而，专案组人员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的，一捅就破。

　　所以，没有敢引用陈浴新写出的电报全文，只用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关于1933年贺龙同熊贡卿洽谈，企图“投敌叛变”的事，虽然两次派人外调，都空手而归。

　　但专案组并不死心，1968年10月，他们查阅敌伪报刊时，在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上发现一则消息，其中说到关于熊贡卿招降贺龙，“一切办法，均已议妥。”

　　这一则消息，正好同晏章炎的诬告材料对上了口径，使得康生一伙欣喜若狂。

　　在一次专案会上，康生宣称：“这些材料，使贺龙通敌板上钉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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