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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