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爆炸后，日军“淞沪战役祝捷大会”检阅台的情景。供图/FOTOE

金九与尹奉吉合影。

尹奉吉送给金九的怀表。

　　“另外，金九一直希望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但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小，所以国民党高层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跟他们打过交道。金九也希望借助这次爆炸案在国民党内得到一定的认可，由此获得更多军事、经济上的资助。”

　　虽然，到现在为止，十九路军是否参与策划了这起爆炸案，仍没有特别详实的史料作为旁证，但有一点是各方都认同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这个暗杀计划如果成功，对十九路军和韩国临时政府来说，都是绝对的好事。

　　“尤其是对韩国方面来说，这个计划成功与否，对韩国革命者在中国的复国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和转折。”石源华说。

　　而金九最终选择尹奉吉来担此重任，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根据他的观察，尹奉吉确是一心报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二、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尚短，不容易被人怀疑；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可以利用这些人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于是，便有了金九与尹奉吉在寓所会面的那一幕。

　　两枚炸弹

　　得到了资金，又找到了合适的人，金九开始设计爆炸案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把炸药安全地带进会场。

　　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

　　金九在自传里写道，看了这个新闻，他马上到西门路拜访了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与上海兵工厂厂长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还要在3天之内送过来。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邵雍的研究，事实上，1932年4月，上海兵工厂控制在十九路军手中，王雄既是韩国独立党党员，又是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兼十九路军的后方情报局长。

　　“这就是在韩国临时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金九为什么要屈尊拜访王雄的原因。”邵雍分析。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金九并没有在自传中交待这段背景。

　　王雄从兵工厂回来后就对金九说：“你要亲自到兵工厂去一趟。”

　　第二天，金九就去了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兵工厂。

　　“厂子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他们让我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制造的水壶和饭盒形炸弹的性能。”

　　金九在回忆录中说，试验的方法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坑口四周放置铁板，把炸药放在当中，雷管上引出一条长线，一人躺在数十步外拉动引线，土坑里随即传来爆炸声，铁片四处飞溅，场面非常壮观。

　　王伯修和金九说，雷管要这样试验20多次，若没有一次失败，才能装在试验物里。

　　“兵工厂之所以这么细心，是因为对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药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他们感到遗憾，所以才这么小心。”金九写道。

　　试验成功后第二天，兵工厂的人用汽车载着两枚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送到了位于西门路的王雄家，“这是他们考虑到我们自己搬运这些禁物的困难。”金九在王雄家见到这两枚炸弹的时候，对兵工厂的帮助感激不已。

　　他马上脱下身上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了一套在估衣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把两枚炸弹亲自带到法租界里一个亲近的同胞家。

　　为了保密，他并没有跟主人说明真相，只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正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藏匿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

　　他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的照片，并购买了日本国旗。

　　行动前一天，尹奉吉从虹口回来后，对金九说：“今天白川这家伙也去看会场的设施，就站在我身边，我想今天我身边有炸弹的话，当场就可以把他解决了。”

　　金九听了马上正色道：“这是什么话呢？猎人打猎不射栖鸟和睡兽，一定要使之飞、使之奔而后才射，这才感到痛快。现在尹君你说这话，看来你对明天的事信心还不足。”

　　尹奉吉急忙辩解说：“不是的，那家伙一站到我身边，我心中马上起了这个念头。”

　　金九是个暗杀高手，他告诉这个志在必得的年轻人，“一定要镇定，内心不安情绪就不稳。”

　　当晚，送尹奉吉回宾馆后，金九马上带着两枚炸弹到了他的一位韩国朋友金海山的家里，告诉他尹奉吉明天有重要任务要远赴东三省，请他买点牛肉，明天早上给尹奉吉做早餐吃。

　　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饭。

　　“祝捷大会”

　　4月29日一早，金九亲自开车送尹奉吉到虹口公园附近，尹奉吉下车后，金九马上到另一名韩国朋友的店里去写了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

　　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紧接着，金九回寓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移到一位美国朋友家，焦急地等候消息。

　　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当时的时间，是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

　　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奔赴虹口公园。甚至有襁褓中的婴儿，在母亲的怀里，也来参加“祝捷大会”。

　　整个虹口公园，洋溢着日军“狂欢乱舞”的胜利快感。

　　尹奉吉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

　　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流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

　　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

　　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

　　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纷纷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

　　而“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辞，台上台下的全体日本人都高唱起日本国歌，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

　　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一片混乱。

　　韩国人所办的《独立评论》报道了当时的情形：

　　“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台上人物，应声纷扑。”

　　“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二十一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

　　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呜呼，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淞沪抗战中的前后三任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包围了会场周围3里之地，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韩国人，包括没来得及脱身的尹奉吉。

　　“据说，当场有人看到，炸弹爆炸后，尹奉吉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根本没有逃脱的意思，他是一心赴死的。”石源华说。

　　被同时抓捕关押的，除了韩国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他们都被关入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被严刑拷打。

　　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

　　日军疯狂的报复目标却不会止于尹奉吉一个人。“他们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石源华说。

　　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人，当天就抓捕了安昌浩。

　　第二天凌晨，他们干脆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个韩国人，金九等三人躲到美国传教士费吾先生家里，才幸免于难。

　　即便被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日军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侵入上海代价惨重。这时候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他们自然认定背后有中国人的身影。

　　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直到尹奉吉的身份查清，才开始把报道的矛头指向韩国人。

　　事实上，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件事情和中国方面一定有关。

　　“日本特务机关认为，金九等一派从中国抗日团体接受资金、炸弹等方面的援助，在爱国团的名义下，指使无知无赖之徒进行了上海新公园的爆炸事件……他们越来越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同情和保护。”邵雍说。

　　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由此足见日本急欲结束上海战事的真实心态。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5月10日，金九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郑重宣布由他本人和“韩人爱国团”对此次事件负责：

　　“日本用武力吞并韩国，嗣又抢占满洲，复无故侵入上海，破坏东亚和平与世界和平。故余决定向世界和平之敌与人道公理之破坏者复仇，初次余派代表李奉昌赴东京，渠已于1月8日狙击日皇。嗣余派尹奉吉于4月29日至虹口公园，杀日本军事领袖。”

　　接着，金九又在公开信里介绍了尹奉吉的简历和他本人的经历，尤其说明了“韩人爱国团”的性质和任务。

　　在金九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方面为虹口公园爆炸案提供的任何协助，但在提到公开信时，却露出了这样一个细节：事发后，日军第一次悬赏20万元，第二次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部联合悬赏60万元捉拿他，而“南京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中国各方也确实给予了在沪韩国人各种形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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