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幕后

　　淞沪战争结束后的某日，曾在上海的日用品工厂做工，后来改在虹口菜市场卖菜的尹奉吉敲开了金九的家门。

　　“尹奉吉最初是为了做大事而来上海的，所以挑着菜担子在虹口来来去去等着机会到来。现在淞沪战争也结束了，嗟叹求一死之地之难，因此来找我，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我回答他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正为寻找像你这样的人而苦闷呢！’”

　　金九又说，“日寇在这次上海事件中获胜，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呢！4月29日他们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天长节，你这次去完成一个大任务如何？”

　　尹君欣然答应，“我完全听您的吩咐，现在已下定决心，请赶快准备吧。”

　　金九在《白凡逸志》里这样回忆了他和尹奉吉初见的情景和整个“虹口公园爆炸案”计划的起因。

　　在他的叙述里，丝毫未见其他在沪势力的帮助和参与。

　　“关于金九为什么要组织这起爆炸案，各家说法不一，现在主要有两个版本。”沐涛说。

　　一是中韩合作说。石源华和沐涛等中国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这个版本。

　　从国民党当时的内部形势来看，淞沪抗战爆发时，正是“宁粤分裂”刚刚结束之时。粤方，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区司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都是陈铭枢的旧部。

　　无疑，他们对导致淞沪抗战失败的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十分不满。

　　虽然蔡廷锴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对“虹口公园爆炸案”只字未提，但是他在记载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来密谈的细节时，依稀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容。

　　范志陆说：“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廷锴问有何办法，范志陆回答：“敌方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乃以炸弹对付。”

　　蔡廷锴嘱咐：“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

　　从这段对话，可以推测，蔡廷锴至少是事先了解“虹口公园爆炸案”计划的。

　　“陈、蒋、蔡三人秘密商量后，决定在1932年4月29日趁着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时，制造爆炸，把日本海陆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沐涛说。

　　此时，这个谜案中的一个争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上海的暗杀大王、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石源华认为，因为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爆炸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希望由他派人实施。

　　因为祝捷大会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所以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在上海已经组织起“韩人爱国团”这个暗杀组织的金九具体实施。

　　“中国的军方筹集了4万元军费，通过王亚樵转由安昌浩交给金九，作为这次行动的活动经费和善后经费，其中的2万元用来制造炸药，剩下的2万元作为抚恤金转给了尹奉吉的家人，但是这个细节没有特别凿实的史料来支撑。”石源华说。

　　而沐涛则认为，王亚樵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参与这件事。

　　1983年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发表了《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首次提出十九路军、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说法，其中说，王亚樵让王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安昌浩，商量行动计划。但是沐涛认为，王述樵的论述有诸多漏洞。

　　“此后，在上海又有一个老先生曾自称是王亚樵的手下，说王亚樵曾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但是我们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又说不出细节来。”沐涛说。

　　不论王亚樵是否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策划过程，十九路军和韩国革命党的秘密合谋，似乎不无依据。

　　第二种说法，是韩国学者比较倾向的，就是金九独立负责说，而最有力，也是唯一的史料就是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前，金九和他的“韩人爱国团”，还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暗杀记录。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也是金九和整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人员、经费上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独立运动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革命者都被逮捕，也有一批意志薄弱的人干脆撒手不干回了韩国，或者为了生计各奔前程。本来有千余名独立运动者，到了1932年前后，就剩下了几十人。而且因为韩国国内的反日斗争在国内影响不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这种状态下，金九的思路是，不能正面军事袭击，搞搞暗杀也能振一下士气，因此，他成立了以暗杀为主要目的的“韩人爱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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