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淞沪祝捷大会”现场。一声爆炸后，检阅台上的七个军政要员二死五伤。

尹奉吉赴义前的宣誓仪式

　　上海鲁迅公园旧称虹口公园，因是鲁迅先生安葬地而易名。公园一角有座“园中园”，叫梅园。园内遍植梅花、松柏，门口的黑色石碑上，8个字格外显眼：纪念故人，祈愿和平。

　　这片安静的园艺场所，却是为纪念八十多年前的一声轰天巨响而建。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此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两手一挥，将一个日本便当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

　　爆炸声后，侵沪日军总司令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

　　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人员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次。

　　“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排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

　　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一辆轿车缓缓从远处驶来，坐在前座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和一众赶来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日军、日侨无异。然而，他来此的目的却不是“祝捷”，而是为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要员敲响丧钟。

　　他叫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奉吉是他的别名。1908年5月，他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

　　尹奉吉3岁时，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李氏王朝签署《日韩合并条约》，韩国被日本吞并。

　　20年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成人的尹奉吉投身朝鲜抗日复国运动。他抛妻弃子流亡到中国，几经周折，最终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名为“韩人爱国团”的秘密暗杀组织，成为一名“死士”。

　　在他身边为他开车的，是一个50多岁老司机模样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中式服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神情严肃。此人的真实身份是“韩人爱国团”的直接领导人。他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日军即将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淞沪战役祝捷大会”。

　　此去，对年仅24岁的尹奉吉来说，是一条不归路。

　　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时，他便已在韩国国旗下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一员，决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击毙敌之将校。”

　　4月27日，他又在自己的住处，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书写了一封遗书：

　　“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了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极国旗悬在空中，来到我的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吧。”

　　次日，他只身来到位于上海法租界内金九的住处，托金九在他身后将遗书转给他在国内的亲人。

　　汽车在虹口公园附近停下来，金九将身子转向尹奉吉，做了最后的话别：

　　“余为祖国光复与民族自由，切祈于将作伟大牺牲之君，赫赫之成功，将与君长在。惟最后有一言语君，吾人之敌，倭寇而已，则今日举事，切须审慎，万勿加于倭寇之外各友邦人士。”

　　金九所说，有一个重要意思：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一概不能伤及。

　　那天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他们是“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这番话，金九说得非常悲壮。尹奉吉早已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当即将自己的怀表取下来，留给金九作为纪念，金九也将自己的表送给尹奉吉。

　　在下车之前，金九对尹奉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

　　一个人肯从容赴死，绝非偶然。一切义举背后的推手，都是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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