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辽沈战役，不能不谈林彪；谈辽沈战役中的林彪，又不能不谈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已沉寂五十多年了，毛、林的关系依然是个较敏感的话题。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曾被人们颠来倒去，执论之不同，有如天渊之别。近二十年来，对林彪的评价渐趋公允。一九八三年陈云曾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不必否定。”一九八五年，杨尚昆在《红军长征》等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强调：“林彪，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但不能因为他叛国，就对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至此，“林彪在东北战场是有功的”遂成定论。九十年代初公演的电影《大决战》第一部中，林彪也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但要说清楚林彪在东北战场的“功”到底有多大，就必须搞清楚林彪在辽沈战役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李建国先生的新作《辽沈战役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这个问题上用功颇深，细致、全面地分析了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东北地区我党我军主要负责人的林彪的历史作用，及两人战略、战术思想的相互影响，还交代了毛、林关系的历史渊源，而且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辽沈战役研究》谈毛、林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和战锦州。

　　林彪是如何执掌东北帅印的？

　　中共党的七大后，中央即决定派林彪去山东。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毛泽东指派林彪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九月，赴任途中的林彪接到中央电令，要他去东北。林彪于是出关，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此时，我党赴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达二十人，其中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是中央委员)。东北局成立时，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林彪是军事工作的第一把手，彭真则是党政工作的第一把手。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集所有正职于一身，彭真则退任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这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人事变动。很多著作提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一句话轻轻带过。李著以为这种解释未能服人，林彪的擢升另有原由。

　　首先，是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始于井冈山时期。当时内部斗争的核心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主张党管一切，实行党的绝对领导。而一些人认为这是家长制，是“书记专政”。就连朱德也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一时反对毛泽东的人占了上风，毛泽东不得不提出辞去前委书记的书面意见。当日，林彪就写信给毛泽东，明确地反对毛泽东离开前委，而且要求毛泽东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当时，林彪是惟一写信支持毛泽东的人，加之林彪在反围剿中表现突出，毛泽东对他的好印象就更加深刻。以致长征途中，林彪对多走路不满意，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彭德怀出任前线指挥时，毛泽东还以为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鼓动。对于林彪经营东北，毛泽东表现出高度的信任，他曾明确地对罗瑞卿说：“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其次，出于毛泽东统一指挥权的考虑。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战略的集中指挥一直高度重视，认为在战略层面上指挥权不协调、不集中是有害的。而当时东北局领导在如何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恰恰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分歧的双方就是林彪和彭真。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的现象，至于林彪在“文革”中以此诬陷彭真等人，那是后话。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看来，东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不协调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他必须在彭真与林彪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天平倾向了林彪。根据一些人的研究，毛泽东在选用战略区首长时，有四个原则：其一，要有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其二，要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其三，在军队中应有很高的威望；其四，要立过赫赫战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九四六年在东北的林彪无疑是最佳人选。彭真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但在军事指挥实践上，却无法与林彪相比。

　　再次，就是林彪去东北后出色的工作实绩。“他对和战问题，一直不抱任何幻想，立足于打；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主张不谋而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上，也符合东北我军的实际；在前线作战，且战且退，不放过在有利条件下歼灭和打击敌人。”(《辽沈战役研究》第104页)特别是放弃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更显示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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