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邓小平出面支持

　　万里在安徽能够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一座巍巍高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的诞生，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做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制定的这份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六条”规定，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在出访的途中路经四川，向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了推荐。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回安徽后，他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做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十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的规定？持反对意见者的主要论点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们武断地说，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国家农委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次会议之后，公开批判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指责包产到户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宪法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的声音日嚣尘上。这种有“来头”的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安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在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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