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

　　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

　　这并不是说要坚持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

　　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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