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打破以往僵硬立场进行接触后，从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双方之间共举行了近20次会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几乎参与了所有的会谈。李丹慧表示，从目前美国解密的尼克松外交档案美中高层会谈记录及尼克松与毛泽东峰会记录看，双方从开始的相互出牌，摸底试探，到捐弃前嫌，互谅互让，讨论内容的范围之广泛、协商议题的程度之深入，交换意见的态度之坦率，相互理解的过程之顺利，达成共识、默契与合作意向的内容之微妙，在两个相互隔绝22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之间的谈判中，实属罕见。

　　李丹慧表示，虽然中方会谈的大思路以及在一些原则立场上灵活转圜的抉择者是毛泽东，但是，每次的会谈方案基本均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并拟订，会谈中他还可以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相机行事”，将一些方案在会谈中做“临时修改”。会谈中周总理所显露的观察视角、所关注的环节、所反复强调的问题以及所坚持的观点，主要应该还是依靠他自己的思考逻辑，而谈判时的往复折冲，也多是依靠他自己的临场感觉和发挥，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灵活运用了谈判技巧。美国方面也对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现的谈判艺术予以很高的评价。

　　围绕台湾问题步步紧逼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然而不能回避的就是“台湾问题”。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安排下，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专机，将一位美国客人秘密送到了北京，他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很明确——为尼克松访问红色中国铺平道路。此后的7月和10月，周恩来与两次访华的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1972年2月，又与首次来华访问的尼克松举行了多次会谈。

　　1971年7月9日16时35分至23时20分，周恩来与第一次秘密访华的基辛格首次共同坐到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谈判桌前。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基辛格在会谈中表明：美方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政府和总统现在不支持，将来也不会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但中方要求美国在有关台湾问题的几个领域做出承诺，这贯穿于中美高层会谈的始终，周恩来在此议题上紧盯不放，步步紧逼。

　　在7月10日12时10分至18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复引申美方在此事项上的表态之后，又将前日会谈中美方未正式承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提示说：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美方必须不再重申“台湾地位未定论”，即如基辛格“昨天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基辛格再次保证美国将不支持“台独运动”、不支持“一中一台”政策的话音刚落，周恩来随即接言：也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以至于令基辛格感叹道：我接着就讲到这一点——总理总是比我快一步，并表示尼克松总统肯定会重申他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随后，周恩来继续强调美方有责任不让台湾爆发独立运动。得到的是基辛格关于对“台独运动”“我们决不会给予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的承诺，并表示，中方遇有此情可随时通报消息，美方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971年10月21日上午，基辛格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暗示中方就此做出承诺。周恩来则要求对方澄清“美国政府表述出来的政策是否还是希望维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观点”？至于中国将怎样解决台湾政权问题，那是一个次等重要的问题，中国将会努力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体中国人民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我们不会坚持台湾地位未决的观点。而作为内部表态，他可以保证美方官员不会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周恩来随即紧逼不放地询问：如果日本或其他一些国家在联合国或世界其他公共论坛上提出此“未定”问题时，你们将持什么态度？基辛格在表明尚未与总统详细讨论这个特殊问题之后表态说：“我可以确认我们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促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的立场”，“如果另有一个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支持它”。李丹慧教授表示，周总理这种处处紧逼、反复诘问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敏感。

　　　不留遗患锱铢必较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10月25日，当双方讨论中美联合公报问题时，周恩来就美方草案中关于美国“支持达成一项台湾和大陆关系的公正的与和平的决议的努力”一句提出异议，指出：“这里公正的意思如果是指让台湾人民实施公民投票来实现所谓的自决”，而“公投”之意，容易在联合国招致“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猜测，建议美方删去“公正”一词。周恩来目光敏锐地在不留“一中一台”遗患、防止授人以柄上抠字眼，锱铢必较。

　　1972年2月公开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美双方各自对台湾立场的表述，以及双方会谈中达成的内部共识、理解、谅解与承诺，基本化解了中美之间的症结。周恩来的一番折冲樽俎，可谓成效显著。

　　李丹慧教授表示，周恩来总理在中美关系及新中国的一系列外交事务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没有拘泥于当时的环境约束，灵活运用务实的外交政策，使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展现了其卓越的外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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