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陈的公案，我还想到黄遵宪的几则预言。黄遵宪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己亥杂诗》有这样一首：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按：何如璋]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

　　民国时古直于此评论：“由先生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本至辛亥革命，恰三十年后也，知几其神矣乎！”（《黄公度先生诗笺》，据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页827）但实际上，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只是预言中国必将变法，至于如何变，却并没有说死；而己亥写诗时，他又预测二十年内将要变法，如果将1911年视作“万法从新”，那么他的预言就不算太准确了。

　　此外，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北京时，黄遵宪又曾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表示：

　　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据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

　　但众所周知，中国后来并没有走上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之路。

　　论未卜先知的精确程度，比之赵烈文、陈独秀，黄遵宪自有所不及；但论预言背后的思想底蕴，我以为黄遵宪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戊戌前后，如果康有为的政治经验更老到一些，权术更高明一些，尽力避免使帝、后两派势成水火，变法是不是也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清朝能多支撑几年，预备立宪是不是也有一点成功的机会？甚至到了北洋时代，如果不是袁世凯因错判形势而复辟帝制，议会政治至少也能维持得更长一些吧。谁能够断定，清室就绝对没有“和平演变”为英、日式“近代国家”的任何机会呢？如此，对黄遵宪认为中国将走向英式立宪的提法，就未必适宜以结果的对或错来衡量了。

　　顺带说一下，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成书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一》开篇，论及近代欧洲政治制度时，对欧洲文明也曾作过一个预言：

　　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矣。天下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圣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别之，所以已乱也。今必欲强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启争如乱之道耳！……浸假而物力稍绌，民气日嚣，彼以无统一、无差等之民，各出其争权贪利之心，佐以半狠好武之习，纷然其况起，天之不畏，法之不修，义之不讲，卒之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菅者，岂人性残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

　　作此语时，黄还未脱出儒家的传统学说，其观念的出发点未尽恰当；但我们看后来二十世纪西方历史的腥风血雨，可知他预言的深刻，有非赵烈文、陈独秀所能及者。

　　简单说，我的看法是：历史的结果虽似近于赵烈文、陈独秀所言，但不等于历史就必定如此；历史的结果虽非尽如黄遵宪所言，也不等于历史就必定不如此。历史固然只有一种结局，但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宿命。我们在惊叹赵烈文、陈独秀先知先觉的时候，不应忘记：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未必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历史总有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一条未走的路”。哪怕历史已经以这样的结局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无须承认：我们命该如此！

　　历史诚然基本是一门实证性的学问，但我觉得，合理地假想那些“未走的路”，不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吗？

　　金岳霖就共相与殊相和因果关系问题，再三重复一种见解：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参《论道》第八章、《知识论》第十二章）。吾友罗韬以为，此语恰可以阐发我在文中所说的历史大势可测，而历史进程不可测之意：“作为长时段的‘大历史’在某些方面有其潜在的规律性”，即“理有固然”；而“作为事件性的‘小历史’却是或然的，而非宿命的”，即“势无必至”。这是别有会心的理解，特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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