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先生新出的《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里，收有一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讨论了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关于清朝命运的对话。检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原文如下：

　　滌师（曾国藩）来畅谈，言及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云："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己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收入《续修四库全书》5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97－398。按：手迹未能尽识，承罗韬指正。后得刘小磊告知线索，孔祥吉先生《清人日记研究·自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于此已有释文，持以对照，与罗释完全相同。）

　　结局尽人皆知，清室于辛亥年（1911）逊位，去曾、赵商榷之时，是四十四年，果真是"不出五十年"！

这让我一下想起陈独秀对中国共产革命的预言。前些时翻检王奇生先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其末章提及1927年3月6日晚陈独秀对国民党吴稚晖、钮永建、杨铨等所作的言谈，其时共产党方面的罗亦农也在座。王著未尽引原文，其所据的文献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而我手头有一部《吴稚晖先生文粹》（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民国18年版），其首篇为《请查办共产党文》，想来与王著所引为同一文本，其原文云：

　　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言孙总理，略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正是赝鼎。”陈说：“你更疯颠。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提？）问，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些，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点商量才好。”因共强笑而罢。

　　对赵烈文的话，孔祥吉曾称之为“有胆有识，料事如神”（《清人日记研究·自序》）；雷颐先生更佩服他“富有洞见”，“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并说“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而陈独秀预卜中国到1947年就能实行苏俄式的共产政治，比之现实，不过早了两年，也可谓“奇中”，不让赵烈文专美了。

　　尽管如此，对赵、陈的历史洞见，我是抱有疑虑的。如果我们完全相信预言的精确，岂不是等于承认历史的宿命了吗？

　　我以为，作为长时段的“大历史”在某些方面有其潜在的规律性，非人力所能扭转，故大体的历史趋势有时确是可测的；但作为事件性的“小历史”却是或然的，而非宿命的，故具体的历史进程是不可测的。而像赵烈文、陈独秀那样针对历史进程的测度，终究仍属于“猜”，是在跟上帝掷骰子，猜错了，理所当然，猜对了，也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猜对了，并不等于就比猜错了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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