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医生，谁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最后病愈出院？这一点根本不需要怀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位主任医师不愿意更多谈论医患关系，身在其中，他觉着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

　　“现状需要改变，可仅仅从患者和医生角度来改变是不够的，医生治不了社会的病。”浙江温岭杀医案传开后，这位主任医师将微信头像设置为一方黑色，在他的朋友圈，很多医生同行亦然。

　　白大褂罩不住疲惫的身心

　　一线医生工作强度大，早不是秘密，可当记者真正和一位一线的医生接触后，才知道，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他工作的地方，就医的患者一直没有停。

　　医生究竟有多累？当记者联系西安市多家三甲医院，希望跟踪采访一线医生工作时，都遭到婉拒。“这事太敏感了，温岭这个事情导致悲观情绪蔓延，我们内部很忌讳这种事。”南郊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宣传主管说，温岭杀医案后，国内医生因为职业的共鸣，在网上有密集联络，医院内部管理上承受了很大压力。

　　“每一周都有一个白加黑，早上交班时都是晕乎的。”沈医生在一家医院儿童外科已工作十多年，所谓白加黑，就是白班加夜班的“全班”，即白天接夜班的门诊，周末再串休。“家里有事或是别人要倒班，就会变成两个白天加一个夜班。”几乎每个月都要主动或被动倒班，每个月几乎都有36小时连轴转的经历。

　　11月3日是周日，按值班表沈医生是白加黑。“你要来聊，就后半夜来，门诊少。”沈医生说。3日夜里11时许，记者赶到沈医生的科室，但患者和家长仍然挤满了屋子，桌上的号签上，是一长串单页门诊联。

　　顾不上打招呼，一位抱着孩子挤进屋里的女士，希望医生赶紧给看一下，“医生呀，我儿子刚才在家量是39度6。”抱着孩子的女士声音有些急。“现在多少度？咳嗽吗？”沈医生站起来，伸手摸了摸婴儿的额头。这时，一位排在前面的家长有些不乐意，嘴里嘟囔着，“我的孩子也是高烧”。“你把娃体温计夹好。”沈医生说，不高兴的家长赶紧看着孩子，不再说什么。

　　“先查个血象，娃叫啥名字？你挂号了吗？”插队的女士说丈夫去挂号还没回来。“你先说名字吧，一会儿都拿来。”按照家长报的名字，沈医生开了检查单子。

　　三个小时里，值班室里患儿和家属总是一屋子人。其间电话也响过几次，有两次他接起来，只是说了句，“我在呢”，就很快挂了。门外走廊座位上都是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直到4日凌晨3时，沈医生才简短与记者打了个招呼，“换季了，小孩感冒发烧特别多，每天都是这样的。周末更多，孩子跟着大人出去，一不注意就容易生病。”

　　“也算是高强度吧，”沈医生坦言日常工作很累。“每天都是身心疲惫，如果只是工作累也就算了，事情太多。”沈医生说，值班门诊时会接到主管领导或同事的电话，无非是后者亲友要来看病。“如果仅仅是这些也不说了，碰上脾气坏的家长更麻烦。”沈医生也曾遭遇过几次病患家属攻击。

　　医患关系不该是消费关系

　　“我花钱，你给我看病，这种理解让医患关系彻底进入误区。”西安一家医院的张副院长主管医务，近五六年一直参与院内的医患纠纷处置。他认为，医患关系不应该仅仅是消费关系。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医患关系渐渐被认为是消费关系，去医院就是花钱看病。”但张副院长仍坚持医患关系并不仅是消费关系。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虽说在个别医院或者医务工作者身上可能打折扣，“但大部分医生想的肯定首先是治病，就像再没水平的教师也希望自己有个好学生，再不称职的父亲也希望儿女有出息一样”。

　　张医生也说不清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但他说自己从医20多年，身边同行无论什么时候说起患者的疾病，都是探讨该如何治疗，而不是其他诸如“开药能挣多少钱”等。

　　医患关系被笼统解读为消费关系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就成为天经地义。“医院打什么广告呀，花钱打广告不就是商家了吗。”作为副院长，他曾在内部会议上几次直接反对医院打广告，“可别的医院都做广告，我们也坚持不住了。”与许多公立医院一样，张副院长的医院内部也搞全院绩效考核，“想干不想干你都得干”。

　　“临床医学是一门科学，经验只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应该宣扬医学的科学性。为什么我们现在剖腹产前还要让家属签署同意书，是因为临床医学是有风险的，人命关天，哪个医生敢草菅人命。”过多的压抑，让张副院长说起此事时情绪有些失控。“过多的社会矛盾在这里聚集，现在光让医院和医生吃药，是什么道理？”

　　不过他也承认，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医院重在经营有着直接关系。“社会和医院都有责任。”

　　张副院长是医生世家，向上四代都是医生。但女儿高考，张副院长和同样当医生的妻子商量，却让女儿选择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植物学科专业。“简单一些。”目前孩子已经出国留学。女儿没有学医，张副院长偶尔也会后悔，但他说，只是偶尔。

　　多日采访中，多位患者介绍，自己一旦在一个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没有明显效果，会去到其他医院再行检查。“一个门诊就几分钟，做一堆检查，谁知道医生到底看明白没有。去两家自己心里也有底呀。”崔先生不久前患上鼻炎，目前已经去过两家三级甲等医院。如何看待自己和医院的关系，崔先生说：“应该也是消费关系吧，最多就是比较特殊点。”

　　而作为医生，联想到多年来医患冲突，和周围同事们的议论。一直做B超诊断的王静医生曾在微信里留言，“是不是该改行了。”“除了接诊时遭遇责骂和伤害，来自内部的不满也有很多。都说医生收入高，可那是极个别的，普通患者能见到的医护人员都是一线干活的，哪有高工资呀？”还好，最近几天，王静的情绪正在平复。“那几天过去了，心情也渐渐好了。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生活，发发牢骚，工作还得继续，只是希望大家能做点什么，这个社会能因此改变点什么，不要让温岭那件事白白发生。”

　　怀念非典：那时医患间没有任何问题

　　“非典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新病，而且临床发病凶险，医生对最终治疗结果也没底，甚至下午临床该用什么药品，我们上午都还没有确定，但是没有任何医患纠纷。患者信任我们啊。”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李旭博士说。

　　11月8日，“河北保定第一医院副教授收回扣，谈笑数钱”视频网上疯传，再次把医生的辩解推向尴尬境地。

　　“不信任，才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关键，医患关系、师生关系都是这些受影响的分支。人和人之间缺少信任，是各个行业和我们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病灶所在，医患矛盾其实本质是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医生个人的操守问题”，南郊一家大医院的院长说。“简单怪医生或者怪老百姓，都不对，只有政府增加投入，继续推动医改，扩大社保医保，把该花的钱放上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此无他，已经不再信任，再怎么说也不会信。”

　　公开的医疗贿赂潜规则和误诊事件的频繁发生，让医院饱受诟病，虽然最初只是个体事件，但怀疑和不信任却由个体渐渐波及整个行业、整个群体。“不信任也是慢慢发生的。当医院需要大量资金发展，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生活条件，而又难以获得财政支持时，创收就成了内部共识。为了个人的一些蝇头小利，一些主管和医护工作者受贿索贿，收受医药代表和药厂的各种好处，不但破坏了医疗秩序，更破坏了医患之间的生态环境。”曾在西安一医院做过医生的陈伟，三年前辞职成立了自己的诊所。此前他还做过两份工作，但都不得要领，最后还是做起了本行。

　　“每个医院内部都有很多公开的秘密，只是不好说出来。各个行业都要利润，医院也是一样的，当医院开始想着利润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出现了。”十年前，陈伟在医院时，每周五的科室例会上，主任都会重点说到各种价高的新药。“我们都有任务的，就是要把药多开出去。现在某些医院也一样，长期下来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不过无论怎样，医生都是想把病人治好的，这一点肯定没有问题。”

　　“很多时候，同事或者朋友打电话来说有个病人要来，给帮帮忙，其实打不打电话真的没差别。其实，我该怎么看病还是怎么看病。主要还是不信任。”即使过去了多年，可很多医生护士仍非常“怀念”非典时期，倒不是那时候不忙不累不危险，而是在那段特殊时期，空前的危机使所有人变得简单，“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绝后的职业荣誉感和价值，而医患关系几乎不用说，绝对信任，你咋说他咋做”，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李旭博士说，

　　“没有什么做作，有的只是职业底线：你是医生护士，你不上谁上。干这一行的谁不知道危险，可是还有很多人要求进隔离区。按说在隔离条件下，病人情绪最不稳定，最容易出现问题。非典是新病，而且临床发病凶险，医生对治疗结果也没底，甚至下午临床该用什么药品，我们上午都还没有确定，但是没有任何医患纠纷。患者信任我们啊。”李旭博士认为有了信任才是关键，而非典期间，医护工作者的牺牲式工作获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尊重。

　　都要治疗：大家都做点什么

　　“都说要对症下药，当医患双方都有病的时候，就要各自治疗。医生有问题治医生，患方有问题该治也得治；如果是制度设计问题，就要推动制度作出改变，否则大家谁都好不了。”

　　25日，浙江温岭一名医生被刺身亡，两名医生受伤。这起案件发生后，引起国内医学界反响。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和原协和急诊科医生于莺等十人发出《请保障我们的行医安全和尊严！》的公开信。公开信要求：一、依法处理医院暴力事件肇事者；二、善待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三、推行全国的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四、彻底推进医改、让医生有尊严的行医；五、恳请社会客观看待医学局限性；六、呼吁医学界同仁坚守从医信念。尽管环境不乐观，但仍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善待所有的病人。同时希望医务工作者不放弃为自己维护合法权利。“都说要对症下药，当医患双方都有病的时候，就要各自治疗。医生有问题治医生，患方有问题该治也得治；如果是制度设计问题，就要推动制度作出改变，否则大家谁都好不了。”上文中提到的西安某医院张副院长坦言，他和同行交流也有共识，总感觉“社会病”好诊断，就是药方难下。“只有彻底推行医改，停止公立医疗机构的过度盈利性，重新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才是解决现状的办法和途径。”

　　“2007年到2010年，国家发改委曾经26次下文降低药价，可是药价真降低了吗？医患问题是社会大问题中的一个小分类。只是因为出事了，大家才都突然看过来。”张副院长说。“整个社会心态发生变化了，患者都想着到医院就能解决所有病症，大家心态本来就糟。而医患关系发展到现在这样复杂，除了患者，医生和医院是不是应该也检讨一下利益驱动下的功利性？”“还有社会层面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和推诿”，因为参与多次医疗纠纷的善后处理，张副院长很有感触，“好几次患者家属提出过分的赔偿要求，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在医院门前堵门摆东西，可报警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大家都不想担责任，都不敢担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善，张副院长还认为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探讨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系统性问题，所以解决还得靠每一个人。怎样减轻公立医院的生存问题，和医护人员配置比例，是决策层需要考虑和针对性解决的。简单说就是扩大公共医疗投入比例。医护人员需要抵制行业不正之风，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患者也要了解临床医学的特点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要对医护人员有起码的职业信任和尊重。”

　　“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不要想有什么好办法出台能包治百病。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做出改变，如果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一点小的进步，包括医患关系在内的很多问题，

　　都能改变以致解决。”

(华商报)